mk体育在线官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发展中心）作为国务院机构序列的直属事业单位，其根本职能是对涉及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及前瞻性的重大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发展中心机构层次和职能属性的定位，决定了对其咨询研究工作质量、水平、作用的高要求。否则，“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徒有虚名，当之有愧。要能实现这种高要求的工作目标，涉及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素质提高、财务支持、科研课题管理等诸多方面，本文仅从实际工作感受的几个侧面作些探讨。

　　基于发展中心的职能定位，毋庸置疑，国家相关政策的咨询研究是其根本职责。但是，我们做政策咨询研究，绝不是孤立的，不能就政策研究政策，而要与学术理论研究、经济社会实践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三者之间的关系应是有机的统一体，相互支撑，而不是互相排斥。任何事关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正确、有效的政策，都必然是基于其所处的经济体制，因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制定的，并将在实施实践中予以检验。人们总是力求最大限度地把握所制定政策与经济体制、客观规律等相关要素的一致性，以求得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这一求得“一致性”的过程，实质上是人们的认知和理论、实践相统一的过程，是实践—理论—实践反复循环不断修正、完善的过程。理论的指导、实践的检验都是不可或缺的。同志在《实践论》中曾指出“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而脱离实践的理论，也只能是空洞的、无对象的理论，是海市蜃楼、空中楼阁。试想：如果缺乏扎实深厚的相关领域的学术理论基础，缺乏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社会实际运行状况的深刻了解和把握，要想提出关系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真正高质量、高水平、作用大的政策建议，这可能吗？

　　宋朝理学大家朱熹曾有脍炙人口的诗作《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此诗的寓意不难理解，但朱熹作此诗的技巧与诗意结合之巧妙，堪称一绝。四句未见“书”一字，然却以《观书有感》为题，言读书获益之得，此意此工颇值得玩味。其中所蕴含的道理，同样适用于政策咨询研究工作。要想不断推出高质量、高水平的政策咨询建议，就要能够使“知识、学术理论、实践”的“活水”源源不断地流入政策研究工作者的大脑之“渠”，我们在努力完成各项政策咨询研究任务的同时，就必须要创造条件不断提高政策研究工作者的相关学术理论水平，夯实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增强他们在经济社会相关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要调整好时间、精力、力量，进行必不可少的经济、社会调研，理清有关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正负作用因素和利弊得失，为制定及完善政策提供咨询依据。要尽力避免成年累月地只埋头于完成任务式的工作方法，因为这种工作方法的勤恳精神诚然可嘉，但于长远不利。“活水”不济，“渠”何得“清如许”？当然，政策研究的根本职责这一点是不容动摇的，应是以政策研究为主，与学术理论研究、经济社会实践研究等有机、紧密结合，积极探讨这三者结合的有效机制和最佳结合点。

　　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过程中，其本质的东西无不通过某些或多或少的现象以体现。而其本质的东西往往预示着事物的发展趋势。政策咨询研究工作,十分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对事物发展的预见性或前瞻性。同志曾指出：“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文集》第3卷第395页）战国时期宋玉的《风赋》中曾有“风起于青萍之末”之言，是古人对人们认识事物有先见之明能力的经典之喻。能否见微知著、见机于先、窥斑见豹、一叶知秋，先于众人感觉、发现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倾向性、趋势性的重大问题，是高级智囊机构、人物与一般智囊机构、人物的根本区别所在。这种能力的高低，一方面在于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深浅，更重要的在于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认知的敏感性和洞察力。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当时可称之为有“轰动性”的事情，至今回顾，颇有意义。1992年初，同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南巡讲话发表，顿时在中国大地掀起了新时期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浪潮。当年3月25日人代会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鎔基同志以深刻学习、领会同志南巡讲话为主题，在上海市人大代表团作了发言。发言的主要内容是，全面、正确理解和贯彻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及“发展是硬道理”的论断，强调加快发展主要应是加快改革开放的速度、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速度、加快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速度、加快科技进步的速度。这实际上是对已经出现的有些地方未能全面、正确把握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盲目追求工业产值、GDP增长速度的现象及蔓延趋势予以提醒、告诫。

　　由于代表团讨论是开放的，日后在社会上、尤其是在香港媒体可以说是掀起了轩然，甚至有的香港媒体公然说这一讲话是和“南巡讲话”唱反调。然而，这一讲话得到了同志的充分肯定，并很快以形式下发。只是极其遗憾的是，这一具有见微知著、先见之明的讲话精神，即使发了“红头”，也并未真正引起全国的高度重视，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的趋势未能改变。其结果，1993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不得不实施以治理经济过热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回顾这一段历史，只是想证明，1993年我国出现宏观经济过热这样的重大事件，其实早在一年多前已有“先兆”显现，并能为能人所预感和认知。这，确实值得我们政策研究工作者深思。

　　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矛盾的性质不尽相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矛盾的表现形式、现象和本质、表面和实质，等等，万象交织，错综复杂。当今时代，是信息“爆炸”时代，认识事物，可以说是“雾里看花”，真假难辨。能够透过这种真假交织、错综复杂的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准确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无疑，这是对高层次政策咨询研究人员所应具备能力的要求，而这种能力又应该是与高层次研究机构之名相适应的。同样的信息、资料、数据，不同的人得出的结论未必相同，有时可能会大相径庭，尤其是对经济问题的认识，甚至可能截然相反。这其中的差别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根本在于是否能掌握和运用正确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同志曾经讲过的16个字，应是指导我们正确认识事物、运用研究方法的真谛。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同志早年所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当是我们从事政策咨询研究工作者所要学习、借鉴的经典之作。

　　政策咨询类的建议，其最终关键点要落脚在可行、可操作上。任何所谓正确、有效、完美的政策，都要经过实践的可行、可操作来检验，概莫能外。因此，要想提出好的政策性建议，要想制定好的政策，必须要在提出、制定的过程中，充分论证其可行性及可操作性。好的政策建议，不仅要有理论性阐述和分析，甚至有时要有学术研究论据的支持，但更重要的是要和现实实际状况紧密结合。分析要以现实客观存在的问题为基础，要在现实体制、人员素质、管理水平等条件下论证其是否可行、可操作，要充分估量在现实条件下，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摩擦系数”，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真正睿智并有决断力的领导，在高度重视政策设计本身科学性的同时，往往更为关注其在经济社会实践中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只有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在实践中具备可操作性的政策，才是科学合理的、有实际价值的政策。为什么现实中不少政策、规定要“三令五申”、“八令十申”，即使如此，其效果也未必理想，在其诸多原因中，这些政策、规定在现实中是否具备可操作性很值得我们反思。

　　当然，建议最终能否为领导所认可、采纳，有多方面的因素，并不完全在提建议方；极而言之，也不排除一个上好的政策建议，可能因有的领导认知能力、决断魄力欠缺等原因而未被采纳。但是，作为提建议方，不能不充分考虑能为领导认可、采纳的最大可能性。这种考虑，既不是要放弃原则，更不是要投领导所好，而是要追求物有所值与物能所用的统一。毕竟，一个不能为领导所认可、采纳的建议，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徒劳无益。

　　另外，事物发展过程中与其他事物的相关性很强，政策研究更是如此。因此，所提政策建议要充分考虑政策涉及方面的相关性，不能只囿于一个行业、单一领域，而要放在全局中来分析研究，放在事物发展阶段的大环境中掂量，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摆脱局限性、片面性，才更可能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

　　好的政策建议应该也必须体现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一精神的基本点就是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认识论角度说，要注意正确认识和把握事物运动的“三个过程”。

　　一是事物运动本身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最后走向消亡或转化为另一种事物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事物内外部因素、各种矛盾不断作用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必然的时间过程，或者说是事物的本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现、变化的过程。人们不应该也不可能超越事物发展的阶段，以主观意愿行事来达到预期目的，否则将事与愿违。正如我国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超越此阶段，超越实际人、财、物等客观条件允许，想把未来的事在今天办完，则必然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无情惩罚。

　　二是人们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也必然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同样既是时间的过程，也是人们的实践过程，更是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人们对事物发展认知的正确与否、深浅之别，往往会受到条件、能力、主观意愿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主观判断与客观实际不同程度上的背离，是寻常而见的。要到达认识和掌握真理的彼岸，往往要经过多次修正和反复，可以说是一个改正错误、经受挫折、不断完善的过程。因此，一般说来，政策性建议的提出要力求避免主观武断，具体提法及论述，要避免过誉之词，避免以偏概全，对政策的有利之述，要留有余地。

　　三是任何矛盾的解决都有一个条件逐步具备的过程。俗语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是“条件具备论”。《三国演义》中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正是“条件缺失”的典型案例，如果没有诸葛亮借得东风，何来千古军事杰作“火烧赤壁”（暂且肯定此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因此，政策性建议必须充分考虑政策实施的所需“条件”是否具备。我们强调政策实施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其实质就在于强调预期达到理想效果的条件是否具备。鸡蛋要变成鸡子，光有鸡蛋不行，还必须有温度，这是众所周知的浅显之理。但如果把这鸡蛋变鸡子的道理用在政策在现实社会实施的复杂环境中，就不是这么简单了。你还必须防止动物偷吃、小孩拿走、天灾人祸、覆巢之忧……，只有在假定没有其他危害条件的情况下，鸡蛋和温度相加才能变成鸡子。所以，政策实现目标的设定，不可脱离实际，不能只考虑政策实施的有利条件，也要充分考虑业已存在的、且尚在变化中的影响政策实施的不利条件，否则，脱离实际，超越现实条件，必将欲速则不达。现实中，这类动机与效果、政策设计目标与实际执行效果相差甚远的事例不在少数，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政策实施的不利条件和可能变化的新情况估计不足。这一点无论是对于政策制定者还是政策建议者来说，不应仅仅看作是认知能力、执政水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是否真正对人民、对国家高度负责精神的体现。对一个十几亿人的大国来说，政策之差失，往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后患难以估量。

　　实事求是，是同志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简明概括，也是同志一贯倡导的中国要始终坚持的思想路线。在延安时期，同志曾以“实事求是”为中央党校题了校训。同志说过：“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文选》第三卷第382页）同志在整风文献《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曾作这样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陈云同志对如何理解和做到实事求是,有深入的研究并有切身的体会：“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陈云文选》第3卷第371页）领袖们对实事求是的深刻理解和精辟阐述，对我们政策咨询研究工作者来说，既是指导我们做好咨询研究工作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

　　我们做政策咨询研究工作，能够遵循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正确认识和把握了事物的本质及规律以至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十分重要和可贵的，是能提出高质量、高水平政策咨询建议的前提。但是，从现实社会实际工作过程来说，这还不够。或者说，做到了这一点，从正确认识某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角度讲，是可以划上“句号”了；但作为政策咨询研究工作者的责任并没有真正完成，更重要的是能够使你的政策建议为决策者所见所知。当然，这在正常工作环境条件下是不成为问题的，然而，现实并非经常如此。在政策研究的过程中，或者在政策建议形成以后，很可能会处于一种复杂的环境条件里，你的意见及建议，或与大多数人相左，或与某些权威专家相抵，或与以前的“”不一致，更麻烦的可能是与决定你升迁得失的直接领导或决策者意图相悖，在如此抑或更甚的环境、压力下，还能否坚持实事求是，能否做到如陈云同志所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于讲真话，勇于坚持真理，这是衡量政策咨询研究工作者党性强不强、是否具有真正对国家、人民利益负责精神的重要标志。

　　同志在20世纪30年代大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深入分析中国国情，以勇于坚持真理的革命大无畏精神，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提出并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路线，这是中国人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坚持真理的伟大典范。我们现在从事的政策咨询研究工作，虽然没有上面所及如此重大的意义，也不至于面临同志当时所处的险境；但作为人，作为国家高层次政策研究机构的工作者，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直接关系国家和人民的重大利益，十分需要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要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于讲真话，勇于坚持真理，要以真正对党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mk体育在线官网，。退而言之,即使只是要成为一个真正有为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家，也应该具备勇于坚持真理的精神。我国的马寅初老先生做到了，15世纪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做到了，16世纪被教会活活烧死的意大利天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布鲁诺做到了，难道我们不应该为坚持真理知难而行吗？

　　《调研报告》和《择要》是发展中心上呈政策咨询建议的主要载体，写好这两类文稿，不断提高其质量和水平，非常重要。借此，从几个具体方面谈点看法。

　　国务院领导都很忙，不可能有很多时间看长篇大论。政策性建议性质的《报告》，尤其是《择要》，篇幅能短尽量短，字数能少尽量少。同志曾经指出:“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炼。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文选》第三卷第382页）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尚且能如此，何况我们的政策建议呢？过去有“老八股”，现在是不是有“新八股”？值得注意和预防。篇幅虽短而能透析问题、陈清利弊、阐明观点的《报告》、《择要》才是上乘之作。能写短而好的文章，是真正有写作、研究能力的体现。

　　写文章，一定要看他要发挥什么作用，是写给什么人看，这直接关系效果的好差。政策性建议，不是学术理论研究，不是考古寻证，是提供给高层领导的咨询参考意见，所以，在保持其政策性、专业性特色的前提下，应尽量少用繁琐、难懂的学术词语，尽量少用结构复杂的数字公式（当然，不是绝对不用）。而要努力寻求和增强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学术理论通俗化、把政策建议明了化的表述方法和能力。

　　政策性建议，说到底是提供给领导政策选择的参考意见。而政策选择，核心点是权衡利弊。古人曾言：两弊相衡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这可以说是政策选择的根本所在。因此，一定要把握好政策建议类《报告》、《择要》的精髓，其关键在于把所提政策建议与其他不同政策的利弊分析透彻，既要观点鲜明，又要有足够强的说服力。要能说服别人，首先要真正能说服自己，自己尚且拿不准、利弊含混、没有足够把握的政策建议，千万不要仓促成篇，贸然上呈。